律师张冰:有些投资人搞女足俱乐部只是为了卖运动健将证

律师张冰接受了《体坛周报》记者严益唯的采访,谈到有关欠薪等话题,以下为部分采访节选。

提问: 你代理的球员讨薪案子是不是已经在明显减少?你觉得这个变化是阶段性的,还是一个趋势?

张冰:我们团队代理的案件数量其实没减少,但金额降低了很多,而且有个明显趋势:男足的讨薪案越来越少,女足的反而越来越多。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,女足的工资本来就不高,反而欠薪情况变突出了。这些年我一直代理男女足球员的相关案件,其实我们团队早就开玩笑说,帮球员维权的终极目标,就是让我们的讨薪案子越来越少——环境越规范,欠薪越少,我们的这类案件自然会减少。

不过我并不担心业务问题,因为中国足球市场在发展,案件类型会发生变化。当市场从“欠薪为主”变成成熟市场后,注册纠纷、转会纠纷、俱乐部之间的青训补偿纠纷等会多起来。你看欧洲有些律所,整个律所都只做足球法律服务,他们几乎没有欠薪案子,但依然有很多业务,就是因为有这些类型的纠纷。

至于欠薪案件金额下降、女足增多的原因,我觉得有几个方面:

第一,之前那些欠薪严重的“困难户”俱乐部,要么解散了,要么退出了足球市场;

第二,新进来的投资人比以前理性了,加上工资帽等政策,整体薪资水平更合理;

第三,中国足协确实有进步,对欠薪的监督比以前到位了。

以前拿到欠薪裁决后,俱乐部不执行,我们只能等转会窗口或准入时才有可能逼着他们履行,比如3月份拿到裁决,可能要等到第二年1-12月准入时才有结果;但现在,中足联的纪律委员会会日常督促俱乐部履行,这背后我们团队也做了很多工作,比如经常发邮件、打电话催促足协(中足联),给他们施加压力,这样对俱乐部后续准入也有好处。

还有一个变化是,通过仲裁解决的欠薪案少了,但和俱乐部和解的案子多了。有些我以前经常起诉的俱乐部,慢慢想明白了:与其一直耗着最后付出更多成本,不如早点和解。现在很多俱乐部收到我们的律师函或仲裁通知后,会主动联系我们和解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要让俱乐部付出多大代价,核心是解决球员的问题——如果俱乐部愿意早点解决,我也会劝球员做一些让步,我们更像是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润滑剂。

有个俱乐部总经理曾经跟我抱怨:“这些球员从小在我们俱乐部踢球,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,现在居然听你的不听我们的,让他闹他就闹,让他不闹他就不闹,到底怎么回事?”我当时就回答他:“这正是你们需要反思的。我不需要反思,我只是帮球员维权,而你们这么多年培养他,他最后却信任我不信任你,肯定是你们严重侵害了他的权益——如果是小问题,看在感情的份上,他也不会跟你们翻脸。”

现在很多俱乐部也在慢慢反思,处理欠薪问题更积极主动了。当然,也有俱乐部变得更“坏”,会想各种办法对付球员,但法律上他们是站不住脚的,他们的手段越极端,反而会倒逼我们提升应对能力,相当于互相“成长”。现在国内很多俱乐部遇到我们团队其实有点怕,因为这么多年的案例证明,我预测的结果往往是对的,我常跟他们说“早点听我的,你们损失会更少”。

不过也有让人费解的情况,比如明明裁决出来后直接支付能少花钱,却非要等法院冻结账户划款——尤其是一些国有俱乐部,可能领导觉得“法院划款后责任就不在自己身上了”,但其实账户冻结的是国有资产,反而会造成更多损失,这种行为我特别不能理解。

总体来说,欠薪纠纷金额下降、类型变化,是大环境改善的结果,但案件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。比如上周(注:1月下旬)就有15名女足球员找我,涉及两家俱乐部的欠薪,金额都很小,多的一万多,少的几千块,甚至还有球员帮俱乐部垫钱买训练用水,俱乐部都不报销的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,有些投资人搞女足俱乐部根本不是为了踢球,而是为了“卖证”——球队能拿到运动健将证,他们收了球员的钱,最后只办出两张证,这其实已经涉嫌诈骗了。之前佛山有个俱乐部总经理就因为这个被抓了,我觉得未来一年,可能还会有女足俱乐部的总经理因为类似的“卖证”问题被公安认定为诈骗抓进去。

不过这些年处理欠薪案件,我们也有很多成就感:

一是让很多俱乐部的合同条款更规范了;

二是球员的法律维权意识变强了——以前很多球员会在空白纸上签字,现在都会仔细看合同再签,和俱乐部沟通时会保留微信聊天记录或录音,集体维权的意识也有了,甚至形成了球员工会的雏形。

他们知道“一个人维权可能被打击报复,但10个人一起维权,老板就会弱势”,而且会统一找我对接,老板最后只能跟我谈,这样能争取到最好的条件。

足协最大的进步就是纪律处罚程序的压力更大了,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的催促;俱乐部应对欠薪的方式也更规范了,球员维权意识提升后,很多问题在找我之前就自己和俱乐部解决了。

所以我觉得,欠薪纠纷减少后,其他类型的案件一定会增多,比如转会、注册、处罚相关的纠纷,这才是正常的联赛生态——现在去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的纠纷里,80%以上都是欠薪,这其实是不正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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